中石油新疆油田回应购豪车事件现四大疑点

司法权力之保障所需社会条件的核心内容是民情。

(28)［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18) 司法权威属于实践权威，其正当权威取决于三个要求：一是法官在制作裁判时应该全面考虑对案件判决有影响的各种依赖性理由，并据此作出判决。

然而，如果权力不具有正当性，那么，原本被期待服务于自主和自由的权力势必成为任意和专横的力量。诺内特认为当代法律已经跨入了回应型法的时代，其特点是规则从属于原则和政策，法官的法律推理应该是目的性推理，伴随目的型法而存在的是人为理性的衰减，法律分析和政策分析的聚合，以及法律判断和道德判断、法律参与和政治参与的重新统一。在法治国家，普遍守法当然包括官员和私人守法。这是否表明在立法者中，立法机关的干涉具有正当性？如何能保证立法机关对个案审判的干涉是正当的？怎样保证行使这种干涉权力的立法机关及其成员具有道德上的公正性和知识上的优越性？事实证明，这些是无法保证的。这一说法，尽管从当代法律思维研究成果来看有机械、简单化的嫌疑，但仍然可以被认为是对法治理想的经典表述：实行统治的是法律而不是位于权力宝座上的官员个人。

【关 键 词】司法权威/法律权威/正当权威   司法权威是我国法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另一方面，当具体案件涉及自身特殊利益时，当事人往往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置司法机关的威望于不顾，调动社会舆论影响司法，而社会公众也往往任意宣泄自己的情绪。英国学者莫里森在《法理学》中谈的仅仅是法理学的问题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侯健等译），德国学者科殷在《法哲学》中实际上也是以问题史来展开的（华夏出版社2003，林荣远译） [22] 而书中的这种论述无疑支持了笔者的论证：将具体法律规范的产生依据与效力依据宣布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依据不符合自由宪政国家的基本原则……法的效力依据必须取得信仰共同体的合宜，各种学说只不过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可见他们既不是真实的全部，也不是具有约束力的科学认知（前注2揭，页285第二段） [23] 前注2揭，页172。

这样一种认识不仅仅是对法理学立场的认识，在笔者看来，关键是对法律工作者或法律人立场的认识：正因为法理学乃至法学实际上规范科学，是包含着价值判断的科学，因此法律工作者（包括立法者和司法者）就不能仅仅成为法律技术的工匠，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同时要维护通过民主程序形成的法律合意，从而从制度上抵抗强权与任性——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学者的使命与担当。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魏德士教授所论述的法的渊源强调的是法的形式渊源，而不是法的效力渊源，后者是有效的法的探讨对象。[17] 奥斯汀著：《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导论部分。[2] 魏德士著：《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页288。

[33] 以上三个面相实际上是为了凸显整体的法这一形象，而法哲学关心的正是这一整体的法。[24] 转引自石元康：《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三联出版1998年，页117。

[15]，实际上确定的法从来都是在某个方面的确定，都是某一个方面的努力，笔者尝试归纳为主要有以下方面：1、从本质上确定法，回答什么是法，如古希腊哲学和自然法学。但魏德士教授多处的将法的形而上基础与自然法秩序的对比和时不时地流露出对自然法秩序观的敬意与温情也不得不让人作同样的阐释。也可见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笔者认为，对什么是有效的法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与进路是该书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之一，也是论述最为精彩的地方之一。

[20]并且，德国二战后，之所以会有直接针对实证主义的自然法思想复兴，根源也在于实证主义成为了强权的替罪羊。其实庞德也早就在《法律史解释》中指出法律稳定与不能变动不居之间有深刻的矛盾，一切法律理论都是对这一问题回答的展开[11]，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要如何变动？谁来让它变动？自然法被庞德处理为一种具有创造性本质的学说[12]，正是基于人对自然法的基本立场进行不断变换与改造的历史事实，那么法的立场如何自立于政治社会的其他力量之间，在魏德士教授看来就必须对法理学的三个问题进行研究和回答：1、什么是法？法的形式特征，法律语言的特征与功能，法的渊源（政党意志是不是法？）需要从形式上说明法的属性，以保证法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分，以保证法的血统的纯粹。笔者以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与作用。书作者认为方法论是一个宪法问题，是对法律秩序和宪政秩序的维护问题，但它必须有法理学的支持，需要法理学帮助其表态，进行价值判断，[30]可见书作者认为方法问题单纯看其实是价值中立的，所以书作者使用的概念是对法的正确适用，也就是说即便法是恶法，是错误的法，也不妨害其方法论的价值——即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正确地实现法的规范目的和效力——虽然这在根, 本上是为书作者反对的——所以要以价值为核心的法理学的帮助。

其次，按照书作者的论证，解释不可能通过对规范内容正确的论述而达到一个客观的解释结果。虽然解释很多，但笔者认为解释始终应该朝向这样一个方向：最终能够使得人的经验与理性可以理解，把握住关于什么是法的知识体系，并且可以操作，也就是说对什么是法的回答，我们也许需要问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非要知道法是什么？因为我们首先希望得到的还是关于法这一现象的一套知识（恰好不是波兰尼所指的默会知识，而是可以教授，可以交流，可以操作的知识）用它来维护秩序，实现正义，应对人类生活中的种种麻烦与危机。

其次，这三个部分深切地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现实担当情怀：必须在理论上描绘一幅完美的整体的法的图示，以此鞭策现实形成完美的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能够真正抵抗恶法，恶权，恶行，所以作者才会在开篇导言就提出理论失灵以及如何治疗的问题，同时作者才会在方法论部分最后感慨：方法论要成为法院实践真正的方法，而不仅仅是法学的方法。但二战后自然法的复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说，自然法要证成正确的法，但它没有办法为之找到一个客观的知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没有办法为之找到一个论证的过程，然而，实证法理论否认前法律和超法律的核心价值，没有在法律上对集权主义的嬗变作出制度限制，容忍不公正的法律[26]并且在法学方法论者看来，实证法不可能穷尽一切生活事实，也不可能用概念对一切意义进行精确概括和揭示[27]，因此价值法学虽然承继着能否有正确的法的这一思路，但已经打碎了自然法学的不确定性和超验性，也抛弃了实证法法学的三段论式的逻辑论证规则，它认为1、正确的法是可能从法律秩序中产生的，但不依靠秩序之外的力量。

2这种产生需要方法的运用，产生结果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体的规范。在这里，作者对法学作为一门规范科学的立场可以归结为：法是由调整人的行为的规范构成的，具有应当的效力，同时，应当背后体现一定的价值和目的，而不是没有根据的随机的判断，因此，面对法律规则，法律工作者需要表态，需要价值和立场的判断与选择。这一部分实际上涉及到法理学的问题与法理学的问题史的处理方式。4、从人类活动中确定法，回答什么是法，社会法学派，历史法学派都可以归为这种方式。[19]然而，笔者认为对确定的法极端推崇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它使得由确定的法决定了什么是有效的法，什么是被正确适用的法，进而决定了整体的法，这样一个必然的趋向。但笔者认为，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作为科学，哲学关注整体，但哲学的实现却发生在具体的事物之中。

——它完全打破了法理学就是为理论而理论，于法制建设和制度设计没有实益的陋见。[8] 科殷著：《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页4。

书作者认为任何国家和法律都还是有一种形而上的基础，需要寻求一种秩序模式，[25]而这在多元社会只能建立在最低限度的合意基础上，可见除魅论是作者合意论的一个前提，但书作者的这种合意论究竟能否实现一种理性的自救呢？须知，M?。[36]显然，在作者看来，法长久以来成为恶法的这一事实，反映了法学理论的脆弱，但从根本上说反映了法理学的虚弱。

实际上，1945年以后的德国法学界就开始对纳粹德国期间恶法频繁，法学者立场变动的背景经验进行种种深刻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拉德布鲁赫的理论的重大转向，出现了所谓的自然法复兴运动，虽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那种双重的存有论模式，即一方面肯定实在法有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另立更根本的标准来排斥部分实在法，[13]由于并没有为善法或正确的法找到一个客观的基础，反而削弱了法的客观性，降低了法和法学的科学性，所以不可能承担起抗拒强权，实现正义的使命。如莫里斯教授指出，当代英美法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发展这样一种法律科学，这种法律科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上，即法律具有某种可以识别的共同特征和形式，这可以被无疑的当作一个事实问题：一个特定的领域要么存在法律，要么不存在法律。

而自然法学抓住的则是正确的法，不但有一个正确的基础，成为一种实在法的高级法，于是决定了法的效力，而且能被正确的适用，18、19世纪宣示的立法万能主义正是理性自然法的表现。[32] 这是对价值法学秩序概念的批评之处，可参见颜阕安：法与道德——由一个法哲学上的核心问题检讨德国战后法思想的发展，《法与实践理性》，台湾允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应该说除了第七章法学是科学吗？，其他几章也都成为了中国大陆法理学教科书的内容，并能为国人所接受，但笔者认为这一部分最有价值的却也正是对法学的科学性质的探讨，因为它决定了法理学的基本立场，这在本文最后部分将有论述。2、从效力根据上确定法，回答什么是法。

[21]不能简单评价这些处理方式的优劣，但魏德士教授的处理方式却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它使得问题史有机地溶入了问题，将重要的法理学流派对问题的根本分歧理解为对什么是有效的法的不同解说，将各家学说理解为是在为实在法提供不同的效力根据，这的确反映了作者对问题史本质的把握和不凡的谋篇布局的能力，同时表明作者不是哪种学说的追随者，而是在此部分最后表明其态度：要为法律工作者提供一个立场选择和价值判断的场所，这种并没有明显价值倾向性，中立的描述的方式在笔者看来是在更深层次表明书作者的价值判断：首先，不论是自然法学还是实证法学，他们的理论都不能在整体上证成什么是法，什么是有效的法和如何得到正确的法这样一个大问题（但他们都以为自己做到了），都不能作为法律秩序的普遍依据，而只是最多解决了特定的，局部的法的效力根据问题（而且还只是一种解释）[22]。3、从语言概念使用上确定法，回答什么是法，如哈特。

[4] 如奥斯汀的《法理学范围之界定》是在伦敦大学开始讲座的讲稿。  三、确定的法，有效的法，被正确适用的法 实际上，德国战后，包括魏德士教授在内的法学者对法的反思都源于一种处于存在性边缘而引发的震撼性思考，[14]面对国家和民族曾经的命运多舛，个人的身世浮沉，理想与价值的失落，法学家们不得不对法的现象进行思考和重新理解：为什么寄托了对正义的追求的法律会成为权力的奴隶？所以，以上三个问题既构成了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又构成了理想的法律秩序的图示，在这里笔者将这一图示下的整体的法分解为三个面相：确定的法。

事实上魏德士教授的第二部分什么是法及其功能对法律渊源——法律规范——法律语言，这样一个逻辑结构就是对确定的法的揭示，但确定的法并不能抵抗人的权力的侵犯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考夫曼教授敏锐的指出：实证主义者眼里只有法律，他封杀了法的一切超法的成分，因而，就象我们在20世纪体验得多到厌恶程度的，在被政治权力扭曲的法之面前，实证主义毫无抵抗。[12] 庞德的相关理论参见庞德著：《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页112。

毕竟作者也同意法学是实用哲学的一部分。在研究对象上，法理学研究的是法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物理事实。法律的全部生命来自其承当的价值的形成和实现，这样，不具有可操作的法律体系就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说价值法学的兴起仍然跟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的论战有关，跟存不存在正确的法这一事物有关。

魏德士教授在最后一部分重点讨论了方法论的问题，只有正确适用的法律才能实现法的价值，才能为法律提供内在道德性的前提。  一切法哲学，或直接或间接，须致力于厘分公正与非公正这一使命。

2、书作者实际上对正确的法与如何正确的适用法|概念的区分。可见，对法理学科学理论失灵的关注并非魏德士教授的新颖之处，提出三大问题也并非他的独创，但书中对具体问题的反思却屡有神来之笔，如对法理学在困境中发展的论断，对法理学作为防止恶法产生的手段的论证等。

在作者看来，法理学在追求认知进步的理性和方法和努力上同自然科学是一致的，但法理学的特殊在于它是一门目的论处于中心地位的科学[37]，法理学的规范性就表现在它的价值判断性，它对行为观察与理解，评价的目的性。2、法为什么有效？是不是形式上符合要件的法律就是有效的法律，是不是权力就保证了法律的效力？我们需要追问法的效力根据和来源法律的效力要不要建立，有没有可能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这在本书里是着重，并多处探讨的一个问题）3。